“好。那我叫你小杨吧。”慕容雪说道，“我本来应该叫杨雪的，母亲也是这样要我们随父亲的姓的，但我们姊妹俩从来没见过父亲，为什么要跟他的姓，所以我们上学时，都自作主张的随了母亲的姓，母亲拗不过我们，也只能同意了。”

“你们从来没见过父亲？”杨茂德很是吃惊。

“是的。所以我们都恨他，但母亲不许我们说他的坏话，她总是和我们说，他是世界上最好的人，最伟大的人。”慕容雪叹息了一声，“反正我们不知道他好和伟大在哪里。”

“你的母亲是做什么的？”杨茂德问道。

“我不知道。”慕容雪摇了摇头，“她的工作似乎很神秘，她有时会在家里呆很久，有时会出去好几天不会来，她不在的时候，就会有一个漂亮的阿姨来照顾我们，直到她回来。我们没见她做什么，但她从来不缺钱花，我们渐渐的长大，也懂事了，有时问她，她就是不告诉我们。有一次我晚上睡不着，起来找她，发现她在地下室里，正用枪打靶，她看见我，笑着把我抱了起来，我问她在做什么，她说她在画画，我不信，她就用枪在靶子上打出了一朵梅花。”

听到这里，已经客串了一阵子狙击手的杨茂德不由得大吃一惊。

“我明白她为什么不和你们说了。”

“我知道你想说什么。”慕容雪笑了起来，“后来她带我们去四川，那一年听说那里袍哥会闹得凶，人家都说那里不安全，但她还是带我们去了，说来也怪，她去了之后，不久，那里的袍哥会就销声匿迹了，我还问母亲，是不是你把他们都打死了？她笑着说，是啊，宝贝，你怎么知道？我说因为他们都是笨蛋，枪法肯定没有妈妈好。她笑了，点了点我的鼻子，说别瞎想了，妈妈哪有那么大的能耐，爸爸才有这个能力。我说爸爸坏，光顾着杀坏人，不来看我们，母亲笑着笑着就流泪了，她说不是爸爸不来看我们，是爸爸为了保护我们，才不来看我们。我说我不明白，她说你以后长大了，就会明白的。可我现在长大了，已经学会开飞机了，还是不明白。”

“从照片上看，你母亲真漂亮呢。”

“是啊，这么多年，她的样子始终没变，好象时间在她身上停滞了。上一次她来基地看我，还有人把她当成了我的姐姐呢。”

“真的啊。那想来你父亲看上去也应该很年轻吧？”

“不知道。不过，说我们从来没见过他，倒也不确切，母亲有一次和我说，其实我们见过他，只不过不知道他是我们的父亲，父亲也和我们说过话，但从来没有提到他是我们的父亲。我现在其实很想见他的。”

两个人在战地临时医院轻松的交谈着，享受着只属于他们二人的美好时光。而他们俩还不知道，这样的美好时光注定是短暂的。

1944年12月初的一天，苏联，乌拉尔河流域。

冷风吹拂着坚硬的冻土，路边厚厚的积雪丝毫没有融化的迹象，坚冰挂满树硝枝头，草原上则满是白茫茫的景象。

天刚蒙蒙亮，乌拉尔军区大院里一片静寂，正在值班室值班的军区保卫部保卫科长萨马耶夫，听到办公大楼外边传来了一阵急促的汽车喇叭声，他跑出门去，见大门口停了一辆吉普车。

“这是上哪里去？”他问司机。

“这是伊尔扎卡列夫参谋长要的车，到前线去有紧急事务。”

正在他们说话的时候，伊尔扎卡列夫手提皮箱，匆匆从办公楼里走了出来。

萨马耶夫忙迎了上去：“首长，您一个人到前线去？”

“怎么，不可以吗？”

“不，不……我是怕首长路上不安全，要不要派个警卫？”

“那就不必了？”伊尔扎卡列夫冷冷地说。

汽车加大油门，驶出了军区大院，萨马耶夫望着汽车背影陷入了沉思。

伊尔扎卡列夫是典型的俄罗斯人，中等个头，高鼻方脸，一头金黄的卷发，脸上总是红光满面。他靠在汽车椅背上，半闭着眼睛，一束轻柔的阳光照在他的脸上。他双肩上的少将军衔被映得闪闪发光。他一会儿抬头瞅瞅车外，一会儿又催促司机快开，情绪显得焦躁不安。

这时，公路上有一辆吉普车迎面驶来，伊尔扎卡列夫看清了是一辆军车，他命令司机把车停下，汽车吱的一声停下了，对面那辆军车也停了下来。伊尔扎卡列夫跳下车朝那辆车走了过去，从对面车上下来的是乌拉尔军区司令员马尔科夫，少将军衔，也是俄罗斯人。两人先是握手，也许双方都感到还不够挚热，于是又紧紧拥抱在一起……“司令员同志，我们今天到哪儿去？”

“去县委，我已经和他们说好了。”

两辆吉昔车，一前一后朝裕民县驶去，沿途一眼望去，人烟稀少，虽然草原上的雪还没有融化，仍可以看到三三两两的牧人赶着羊群在放牧。

汽车驶进了一个村子，“红军首长来了！”人们从家里跑了出来，有人弹起了六弦琴，有人拉响了“巴扬”。

“大家跳吧！唱吧！尽情地欢乐吧！”伊尔扎卡列夫高叫着跳起了俄罗斯骑兵舞……“呵……呵……呵……哎……哎……”人们随着他的舞步的节奏，一阵又一阵地欢呼起来。接着，马尔科夫也参加了跳舞的行列，他一边跳，一边摘下军帽扔到空中，双脚用力朝前踢着，发出“嗒嗒”的响声……舞会结束了，伊尔扎卡列夫和马尔科夫并没有想离去的意思，他俩从汽车里拿出了伏特加酒和羊肉，牧人们又一次欢呼起来，特别是酒在当时可是难以看到的好东西。牧民们从家里拿来了仅有的面包和奶酪，大家围坐在一起，边喝酒，边拉家常，说来说去，说得最多的还是想吃饱肚子。

伊尔扎卡列夫见时机到了，便向马尔科夫使了个眼色。

马尔科夫站起来向人群扫了一眼，没有发现有党政机关的干部，便低声说道：“大家不是想吃饱饭吗？我倒是有个办法……”

“什么办法？什么办法？……您快说呀……”

人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，说什么的都有。

“现在只有一条路，到中国去！”

人群一下子炸了窝，有人说：“去中国，那不是叛国吗？”

“别的倒不怕，就怕中国人不要我们！”

“怕什么，中国人不是象宣传的那么可怕！他们对待我们的人一直很和善，已经过去的人，只要宣誓放弃社惠主义，效忠中国，就不会受到任何歧视！在中国有几十万我们的人！他们都生活得非常好！”

伊尔扎卡列夫一本正经地说：“谁愿意到中国去，可以到军委会去领通行证，有了通行证就可以到中国去了。”

听到这里，人群一哄而散，都去领通行证。